伏尔泰对中国的评价(唯美精选79句)
伏尔泰对中国的评价
1、 在17—18世纪,欧洲发生了关于“中国礼仪”的著名争论。伏尔泰替中国辩护。他认为,诽谤中国人的基督徒的主要论据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与西方人不同,中国存在另一种形而上学。但是这正是吸引伏尔泰的地方。伏尔泰喜爱中国文人有一个物质上帝的观念(天),它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当伏尔泰明确中国古老宗教的实质是道德时,这种宗教观实际上是唯物主义的:这样的道德并不与神冲突,它主张所谓神就是天和地,这与欧洲泛神论相似。伏尔泰认为,相信上帝(Dieu)是一个古老的形而上学错误,但是绝对不相信任何上帝(dieu),这将是一个可怕的道德上的错误,一个与明智的政府不相称的错误。这是针对培尔(Bayle)的。①伏尔泰的反命题是:一个在无神论基础上组成的政府是不可能的,把道德与上帝分开的是“可怕的”。我们注意到,伏尔泰所谓的神不是Dieu,而是dieu,这是指自然神论。伏尔泰把“经验的认知的对象”与”超验的“信仰的对家混淆起来,他有两个自相矛盾的意向,而那个象征神的意向,是与洛克的经验论相矛盾的。
2、当然,19世纪艺术批评以文学(小说)批评为主潮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其他门类的艺术批评完全消失。19世纪的批评大师们尽管很大的兴趣集中在文学领域,但同时他们也对其他艺术发表意见。例如,对于绘画,左拉、波德莱尔对马奈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官方批评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叔本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哲学家对悲剧的的批评,既具有哲学高度又不乏历史深度,至今仍然是难以逾越的高峰。另外,黑格尔《美学》中把古往今来所有的艺术划分为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其中象征型艺术主要指建筑,古典型艺术主要指(古希腊)雕刻,浪漫型艺术则包括绘画、音乐和诗歌,这就几乎把所有艺术门类都涉猎到了。就是说,19世纪的文学批评大师们,同时也是其他艺术批评的大师。
3、 中国人不仅把自己视为一个民族,而且把自己视为一种文明。因此他们与苏联人不同,并不受那种一触即发的自卑感的驱使才向西方靠拢。这使他们能够把自己在技术方面的落后,仅仅看作5000年文明史中的暂时现象。他们可以从容地吸收外国的技术,既不担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严重问题,又不故作姿态掩饰自己一时的短处。
4、當然,伏爾泰高度評價贊賞中國文化,其目的在於借此來宣傳其改造法國社會的啟蒙思想,因此,難免有美化的成分,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比如他在《風俗論》中說:“如果說曾經有過一個國家,在那裡人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那就是中華帝國。”在伏氏眼中,中國有開明的政治:“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有完備的體制:“一切都由一級從屬一級的衙門來裁決,官員必須經過好幾次嚴格的考試才被錄用”﹔有良好的道德:“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有先賢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諄諄告誡人,而不宣揚什麼奧義。”(伏尔泰对中国的评价)。
5、(9)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217页。
6、在西班牙,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序》中申说小说应当摆脱宗教神学束缚,以自然为范本的主张。维加《当代编剧的新艺术》一反传统时代只推崇悲剧的观念,对喜剧的价值予以高度肯定。维加还认为戏剧创作应当反映现实,并且主张以情节为中心,人物塑造要类型化。他把自己糅合各种戏剧类型特点新创的剧目称为“新型喜剧”。(伏尔泰对中国的评价)。
7、(1)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
8、东方人闪烁出智慧之光,他们用言语来描绘,虽然比喻形象往往大而无当而且互不连贯,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卓越之处,而孔子就是集大成者!(注:伏尔泰《风俗论》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8页)
9、 ────香港、程超泽著《走出山坳的中国》第28页
10、 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无所不在。
11、(5) 伏尔泰:《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1页。
12、伏尔泰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学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伦理的格言。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员。
13、伏尔泰终其一生,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在伏尔泰的一生中,有近80部作品、200余封书信中论及中国。伏尔泰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具有的新的精神和新的文明,成为他致力于改造法国社会的政治理想,成为他一个极力赞赏和追捧的文化榜样。
14、(6)杨平.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评析(J).中国文化研究,2010(4):206-2
15、中国的素材在伏尔泰笔下成为神话,因为当他抽取中国风俗的要素时,按自己心愿把它们加以重新组合、变形,使之成为一个神话,就像乌托邦这个词的原义,它指向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如果说伏尔泰曾把中国作为参照物,那他终于设计出一个不存在的或神话中的中国,凡是他对世俗中国不满之处,总是用想象代替现实,因为他也搞不清那些传教士的文本哪些为真。18世纪法国时兴东方主义,伏尔泰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怀着寻找幸福王国的美好愿望周游世界,可是现实是荒谬的,世界他们总是失望,受挫,历尽磨难。只有中国没有让探险者失望,它不仅让巴比伦公主领略了异域风俗,而且使她感到幸福。这种印象当然可以追溯到最初的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描述,它现在出现在伏尔泰的笔下。虽然伏尔泰不能到中国游历,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论风俗》去中国做精神旅游。他幸福地感受到了这个“可能中最美好的世界”。
16、他认为,即便中国历史文献也有不足之处,也不该由西方人来对这样一个在西方人还是野蛮人时便已完全开化的民族的古典文献表示怀疑。他在《哲学辞典》一书中,批判了神学家们的荒谬:“在西方的一个省份,过去叫做克尔特(即法兰西)的那里,人们的奇谈怪论竟然发展到说中国人仅仅是埃及的殖民地人,或者说是腓尼基的殖民地人。人们竟还认为,就像证实许多事物一样,证实了一位埃及国王被希腊人称做米那的就是中国国王大禹,亚托埃斯就是中国国王启,不过是更换了几个字母罢了。而且人们更进一步竟然这样推论:埃及人有时候在夜间点燃火炬,中国人也点灯笼,所以中国显然是埃及的一块殖民地。”(5)他称这些人为“笔下生孩子的人”,认为他们不相信中国的历史,就像不相信2加2等于4那么可笑。
17、伟大的艺术,孕育伟大的批评。既然小说的风头盖过了所有其他艺术,小说批评也升级为艺术批评的最核心阵地,小说批评-文学批评主导了西方19世纪的艺术批评。在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中,直接列入目录有名有姓的19世纪批评家从弗·施莱格尔到斯特凡·马拉梅,达七十余位;目录中“次要批评家”或“1850年以前的法国批评”“英国批评”“美国批评”“俄国批评”之类的每个标题下还掩盖着或大或小的批评群体,可见西方19世纪文学-小说批评之盛。
18、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叙述道,他在孔夫子石像下写下了如下的几行字,以表达他对这位圣贤的尊敬心情。“他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但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
19、至于不是文学批评起家,比较纯粹的艺术批评,在20世纪西方也极为兴盛。其中相对重要的是罗杰·弗莱的形式主义批评、阿波利奈尔的立体主义批评、赫伯特·里德的现代艺术批评、格林伯格以及罗森伯格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查尔斯·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希尔顿·克莱默的现代主义批评,阿瑟·丹托的后现代理论,等等。能越出单个艺术门类造成比较广泛的影响主要是弗莱、里德以及丹托,更多的艺术批评家的影响则只局限于某艺术门类的圈子里。
20、伏尔泰还杜撰了一篇关于中国的对话(《EntretiensChinois》):一个叫Xain的中国士大夫(孔子的代言人,为讲述方便我们暂且称他“夏大人”)和一个耶稣会士(jesuite)之间发生了关于宗教的争论。两人所信奉的,分别是地上和天上的宗教。中国的风俗专注世俗的事务,就像夏大人说的:我公正,我诚实,我是人。那个耶稣会士本打算劝说夏改信耶稣,但没有成功,因为在谈话过程中他总是不得不承认夏大人说得有道理。相比之下,归依基督的规劝显得较弱无力,因为在夏大人看来,“不知生,焉知死?”,重要的是知道此生,而不是来世。中国的民俗始终有这种实用、现实的态度。根据伏尔泰的一贯立场,他当然站在这个中国士大夫一边,他要写人的历史。另一篇《中国人的信条》(CatechismeChinois)也采用了寓言式的对话体裁。对话的一方是儒生屈苏(Cu-su),另一方是鲁国太子库(Kou)。作为老师和智者,屈苏对库的教诲是多方面的。伏尔泰假借屈苏之口说出一些18世纪的启蒙话语,屈苏告诉库,你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你有权做你想做的事情。屈苏把美德归于神圣,认为人世间的美德是简单自然普遍的。它在所有民族中建立起公正的判断。在这里屈苏充当了启蒙教教师的角色。当鲁国太子对中国境内存在的各种宗派表示不满时,屈苏劝他保持克制和宽容。伏尔泰称这是儒学令人尊敬的美德,这种宽容和自由同样来于自然法,认为自然法使每个人相信他可以做自己意愿中的事,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从宽容过渡到自由的根据(但是卢梭对自由的看法与伏尔泰这里有所差别,卢梭认为自由在于不能强迫人们做自己不愿做的事)。这是“天赋人权”。各个主体都是独立自主的,绝不受制于另一主体的支配,即使是王子也不能因人家思想与己不一样而治罪于人。从屈苏那里我们找到了伏尔泰主张宽容的理论依据。屈苏充当了启蒙教教师的角色。进一步说,屈苏就是伏尔泰,而屈苏是儒生,所以伏尔泰也理当是孔子的学生。屈苏曾经问太子库执掌王位后如何实践美德,太子库说,不对邻国和民众做恶。屈苏教育太子说,美德主要不在于不做恶、而在于行善,除了经济上强民富国外,还要谅解臣民不是出自故意的错误——这是宽容观念的引伸——当太子说他要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敌人时,屈苏顿觉他已经豁然开朗,因为这才理解了真正的美德:伏尔泰以自己的方式把儒家的“温良恭让”解释为大度(lamagnanimite)和宽容(latolerance)。伏尔泰认为,以宽让为主的美德给社会带来的是和平与安宁,如果人们实践了这样的美德,大地上将不再有争吵。作为一种想象,我们把“宽恕”归于理想的范畴。就像伏尔泰哲学小说中的主人公具有的胸怀一样,尽管他们在现实面前,经历的是不宽容、迷信、残忍……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现实并没有给伏尔泰留下好印象。我们并不妄言伏尔泰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但伏尔泰从他的中国乌托邦中看到了希望。
21、 前西德物理学家威廉·福克斯……对中国的潜力和发展前景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和预测,他断言:中国国力到公元2000年以后将令人惊异地发展到无敌的首屈一指的地位,在下一个世纪的世界进程中占主要地位。
22、 我们从中国皇帝的好客中领会了什么是礼貌,从他对法律的态度中看到了什么是明智,从他对传教士的态度中懂得了什么是公正。在巴比伦公主的心目中,中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公正,最礼貌,最明智的君主。这是神话吗?似乎不是,因为伏尔泰摘录的康熙皇帝言论来自见过康熙的传教士游记。但它又是神话,它出现在虚构的巴比伦公主的中国印象中。
23、 “太平洋世纪”的初期似乎注定是日本的,有朝一日唯一能超过日本的亚洲国家是中国──只要中国坚持目前的经济改革方针。
24、启蒙时代的精神王子:一个含义丰富的称呼,所谓“伏尔泰的世纪”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无法用一句话概括什么是启蒙精神或伏尔泰精神,但我们知道,它被用来呼唤一种曾经存在的精神(文化、文明、制度、信仰)。存在一个启蒙精神王国吗?如果不存在,何谓精神王子呢?如它存在的话,为什么伏尔泰不能当这个精神国王呢?显然,这个称谓的创造者不认为伏尔泰能当这个国王。伏尔泰只是哈姆莱特,他只能祈祷老国王的亡灵,以从中获得灵感。
25、 我们终于高兴地看到,伏尔泰不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园》而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找到了公正和正义的精神原型。它即是一个过去,又是一个未来(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公正就象救世主降临说一样,成为一个不可消除的标记。它无疑是一个传统,在古希腊、中国、法兰西及整个世界播撒。于是有成千上万增补的幽灵,前赴后继,成为我们无尚崇高的价值典范。
26、伏尔泰(Voltaire)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统帅,是18世纪法国的精神领袖。伏尔泰于1694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殷实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伏尔泰从事文学创作,发表揭露宫廷腐败和教会专横的讽刺诗,先后在1717年和1725年两次入巴士底狱,从1726年起被迫流亡英国。伏尔泰于1729年回到法国,在此后15年里,他积极开展启蒙运动,发表了一系列著作。1734年,他因《哲学通信》一书对教会的黑暗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被迫逃亡到洛兰省边境的西雷城堡。1750年,伏尔泰到了柏林,在德国居住了4年多的时间,1755年他来到一个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的偏僻地方凡尔那定居下来。1778年初,伏尔泰以84岁高龄重返巴黎时受到巴黎人民群众的盛大欢迎。同年5月30日逝世。
27、此童話的情節是迷人而有趣的,寓意是深刻而動人的。同時,安徒生以誇張的、戲劇性的手法揭露了中國宮廷上下的愚蠢和荒唐可笑。例如,安徒生寫道﹕中華帝國的樂師寫了一部二十四卷的關於機械夜鶯的大部頭著作,不僅冗長、不必要地旁徵博引,而且塞滿了最艱深的漢字,每一個人都買了這本書,都說已經讀過並且讀懂了,否則就會被認為是愚蠢的。當然,就其廣泛的象徵意義而言,這是對一切權威和諂媚、虛偽的人們無情的鞭笞。
28、小说-文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世界和社会历史的变革,大师们也就借小说-文学批评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美学观点以及政治理念、道德观念和社会发展观。19世纪是资本主义在西方高速发展到达工业资本主义顶峰——帝国主义阶段的重要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现实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批评大师们则把文学-小说中对现实社会感性的揭露和批判,提高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清晰而有力地告诉人们,人类社会不能止步于黑暗之中,而是要继续发展,不断迈向更合理的境界。这让被巨大的社会现实压抑着的广大民众,重新看到了变革的希望。19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之所以成为艺术批评的主角,之所以伟大且值得特别重视,最根本的原因莫不在此。
29、 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杰出方面都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
30、(9)杨平.论中国哲学的翻译(J).外国语,2012(6):77-
31、(1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214页
32、 我们注意到18世纪50年代初,伏尔泰关于中国的评述最多,几乎在完成《中国孤儿》的同时,伏尔泰就开始写《论风俗》,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或者以角色或者以概念塑造出中国印象。伏尔泰喜好争论,谈论中国是18世纪欧洲的时尚。伏尔泰只是利用中国题材还是对中国发自内心的爱?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被中国悲剧所表现的精神吸引,他不仅在《中国孤儿》中描述了中国风俗(这对当时欧洲人而言是一种陌生的风俗),而且还想把中国精神引进法国社会。在《中国孤儿》中,伏尔泰转移了原剧的意向,把赵、屠两家庭的仇杀复仇故事改编为鞑靼人和汉族人之间的故事,把原剧的春秋时代背景转到成吉思汗时代,他描述了两个民族的风俗并加以比较。他不满足于原戏中揭示的主人的和仆人之间的忠义或善恶报应。而是要激励一种普遍的道德,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比中国还中国化的效果,这就是人对人的怜爱之心。伏尔泰认为唯有如此,他的剧才能在巴黎成功。巴黎观众被中国道德所感动温情品味诚实,实现了伏尔泰的最初意向。他在巴黎舞台上演具有18世纪精神特色的中国风俗:在政治上被征服了的汉族人从精神上同化了征服者鞑靼人。这是爱与野蛮之间的较量。强权害怕美德——它不得不适应中国精神。到底谁是胜利者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任何办法征服中国人的风俗。
33、然而,還不能據此就說伏爾泰對中國沒有好印象,他說那五個“最”的時間是1739年,正是“康乾盛世”的時候,伏翁聽點外界的頌揚說點順情話也不是不可能。何況,伏氏雖然對專治政體沒有好感,但對中華文化卻很是認同。讀過伏爾泰哲理小說的人都知道,此翁倡導寬仁,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訓奉為至理。為了發揚他所說的“中國精神”,他還根據元曲《趙氏孤兒》,寫出了劇本《中國孤兒》,為中法文學交流的歷程豎了一碑。此翁還將中國《今古奇觀》裡《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情節照搬到他的小說《查狄格》裡,咱不說大文豪抄襲,至少說明伏翁對中國文化還是相當推崇的。
34、中国哲学典籍的译介始于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拉丁译本《四书》。该译文虽未出版发行,但中国哲学典籍的译介自此拉开序幕。16至19世纪,西方传教士是中国哲学典籍译介传播的主体,译作主要为《四书》《五经》,英国伦敦成为译介出版的主场。此时期,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影响力最大的当数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理雅各。作为近代英国首位汉学家,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法显传》《道德经》《庄子》等中国哲学典籍共计28卷,与德庇时、翟理思并称19世纪英国汉学三大星座。(1)进入20世纪,除了更多英国传教士参与译介活动,美国汉学家和学者也随即加入到中国哲学典籍译介的队伍。华兹生、庞德、韦尔、吴板桥、贝恩斯、安乐哲等汉学家将中国哲学典籍译介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出版发行赞助机构从英国伦敦拓展到美国纽约以及美国一些大学出版社,如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圣约翰大学等。中国哲学典籍从传教士零星译介到大规模译介传播,历经四百多年。但是直到19世纪末期中国学者才首次参与译介。晚清学者辜鸿铭英译《论语》,成为首个独立翻译中国哲学典籍的中国人。进入20世纪,中国学者冯友兰、林语堂、许渊冲、汪榕培等不断壮大中国哲学典籍译介的队伍。
35、“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做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参见伏尔泰《哲学辞典》“中国”条)
36、关键词:哲学典籍 译介出版 主体自信 出版传播
37、 不要对中国大陆怀有过多浪漫憧憬,但是不可否认,再怎么剧烈的短期动荡,也无法阻止中国大陆蜕变成明日的经济巨人。
38、 我衷心地希望能把这部书列为自由世界中所有官兵的必读之作……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的军官,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考试,不及格的将官要立即罢免,其他军衔的军官则自动降级。
39、 伏尔泰甚至从传教士的记载中发现康熙皇帝还能写诗,一个管理如此大帝国的人怎么能有时间作诗呢?原来皇帝自己就是个文人。伏尔泰在他的《巴比伦公主》第12章中有对古代中国首都的描述,它宏大壮观,具有与巴比伦完全不同的风俗。异国风情让巴比伦公主倾倒。她佩服中国皇帝公正,智慧、彬彬有礼。中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以至于伏尔泰动情地说,如果他有机会去周游世界,他将像耶稣会士那样去中国做官。这真是老伏尔泰的终身遗憾,他没能亲自去中国。按照他的感情,那里是一个幸福的王国。
40、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长达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中国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独特、内容丰富多采、历史悠久的文明,没有其他民族可比。
41、中国历史比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都可信。这可以从天文以及历法上的证据得到证实。总之,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早地拥有了历史、认识了文字、在天文历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辉煌的理性文化。
42、古罗马时期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家是贺拉斯。他的《诗艺》是以给皮索三父子的书信构成的。这三父子应该都是诗人,因为贺拉斯称他们“你们从事写作的人”。在《诗艺》中,贺拉斯的讨论涉及到荷马、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科利勒斯、品达、西蒙尼德斯、巴库里德斯等希腊诗人,在他看来希腊就是诗人们学习的榜样。他还认为作者要扬名海外,流芳千古,就必须创作出“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符合众望”的作品。这个观点和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的看法似有相通之处,当然对今天的艺术家也是一个有益的教诲。
43、清末明初翻译家辜鸿铭,近代史上中国人翻译哲学典籍的先驱,英译了《论语》《大学》和《中庸》,让西方世界了解东方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精髓,在西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后,哲学典籍英译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加入其中,如许渊冲、汪榕培等。他们的翻译有助于西方更清晰、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文化根源、思想哲学和道德法则。他们从本国视角出发,客观公正描绘中国的生存和生活法则,不偏颇、不谄媚。
44、(1)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3页。
45、 ────美国洛杉矶《国际日报》1988年3月11日
46、 “中国宗教”具有自然神论的性质,自然神论是一种潜在的复杂的唯物主义。伏尔泰描述了中国古老的自然神论传统。《论风俗》第一章在对中国历史,国家人口等基本状况概述之后,第二章讨论中国的宗教。伏尔泰认为孔子创立了这种宗教。儒学被伏尔泰视为宗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一向有争论。这是怎样的宗教呢?伏尔泰认为孔子不做预言家,他从不自称自己受过神灵启示,所以儒学与超验的世界是隔离的,儒学专注世俗的事务。其实,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宗教,或者说我们应该在“宗教”一词上打个双引号,它就是中国古人的道德和哲学。伏尔泰也认为,中国古老宗教的内容主要是道德,而这种古老道德是纯洁的,人道的。换句话说,中国是与基督教不同的关于人的宗教,它具体告诉人们在生活中如何行事才是符合道德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所包含的的宽恕精神并不需要超验的神谕。
47、(4)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211页。
48、但柏拉图的学生亚理斯多德不同意老师的观点。在《诗学》这西方第一部文艺理论专著和批评专著里,亚理斯多德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而摹仿现实的艺术也是真实的;写诗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带有普遍性。因此,诗非但不会败坏人的道德,而是有益于人性的培养。至于荷马,亚理斯多德的态度也和柏拉图相反,他认为荷马是值得称赞的,“理由很多,特别因为在史诗诗人中唯有他知道一个史诗诗人应当怎么样作。史诗诗人应尽量少用自己的身份说话,否则就不是摹仿者了。”在《诗学》各个章节里,亚理斯多德品评讨论了三大悲剧诗人的诸多作品,甚至也有对他那个时代的画家的三言两语的评析。比如在第六章他谈到了两个画家宙克西斯和波吕格诺托斯,指出后者的创作善于刻划,而前者的画则没有性格。
49、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阵营中,伏尔泰始终是一位居于核心位置的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伏尔泰(Francois-MariedeVoltaire,1694—1778)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法国启蒙运动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50、(8)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216页。
51、 一位西方学者感慨道:中国是世界的一座超级人力库和人才库,不仅有10多亿的人力大军,而且有无数的人才精英。人力、人才是中国的绝对优势。
52、 汤因比博士断言,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世纪。
53、(13)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313页。
54、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出版还需回归本原,从中国文化整体层面体现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哲学典籍译介出版过程中,有必要整部兼顾,既要整体把握中国哲学思想,又要区分不同哲学流派。分门别类地整理译介出版中国哲学典籍,才能让西方世界宏观把握中国哲学。
55、 伏尔泰欣赏中国古代社会体制,认为父慈子孝再自然不过了,为了不发生混乱,必须有父亲的尊严。我们知道伏尔泰是主张开明君主制的。父亲的称谓并不简单表示对君主的赞誉,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依赖感,灵魂的寄托,人世间的宗教。它迟早要离开人间归入天国。中国皇帝自命为天子:上帝的儿子,北京有天坛和地坛,是皇帝举行敬天地之礼仪的圣地。这里存在的不是三位一体,而是天地人神四位一体(奇怪的是海德格尔晚年也提到这个问题……),它敬的是人?自然?还是神?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们知道伏尔泰更倾向于这个四位一体:人、自然(天和地)和神的一种交融状态。这状态的核心是父亲的形象,它可变按照不同的情况改变自己的形象:时而为人,时而为神。除此之外,再不需要任何基督教的上帝,因为上帝可归入另一个幽灵,它宣扬不名誉的三位一体和创世纪,在伏尔泰看来,中国人没有这个幽灵,并以此与其他民族相区别,这印证了中国与伏尔泰的特殊关系。
56、 ────〖爱因斯坦〗现代科学巨匠
57、 华资在九十年代异军突起,声震全球,不只提高了华人的社会地位,而且正改变着世界财富分布的历史地理。
58、 ────〖奈比斯特〗美国未来学家
59、(10)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594页。
60、在《中国孤儿》简短的前言中,伏尔泰说这部戏中没有英雄,汇集了人间苦难,但它证明了一种精神:鞑靼人的征服并没有使被征服的民族死亡。这是文明的力量(伏尔泰把《论风俗》中的“中国精神”化为文学形象)。伏尔泰不掩饰《中国孤儿》是出自宣传意向的创作。他赞美中国。他不满意欧洲的状况:因为欧洲只知道雅典,不知道中国。中国被隔离了和遗忘了。伏尔泰对中国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是世界上仅有的,真正懂得社会精神的人民。这么大的历史空缺等待伏尔泰去弥补!在伏尔泰眼里,中国人真正的社会精神在于把这种精神变成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像似带有诗情画意的品味,而只有这样的幸福才可完善理性,淳化风俗,才使一个民族社会化(这是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话题,特别是它出自启蒙泰斗伏尔泰之口,而他是影响18世纪法国风俗的伟大人物之一。伏尔泰与卢梭一向不和,但是法国人把他们二人视为对18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在巴黎的先贤祠中供奉着他二人的雕像,并且呈伏尔泰为“精神王子”。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比喻,认为中国人像似亚洲的法国人,两个民族有心灵上的融通,相互敬仰。我们从伏尔泰对中国的颂词中已经体会到了)。我们很容易把“快乐”和《中国孤儿》中的主题“爱”联系起来。在悲剧中体现的“中国精神”,它是孔子颂扬的“天”和“礼”,伏尔泰把它们归结为“爱”或“博爱”。
61、(6)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5
62、据说在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相当的古希腊,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大批哲学家就已经对艺术发表意见。根据柏拉图的记述,苏格拉底经常和年轻人讨论哲学问题,曾就“美是什么?”与希庇阿斯这位年轻智者彻夜长谈。苏格拉底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这里的模仿不等于抄袭。苏格拉底没有留下著作,他的思想都借助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载而为人所知。也不知道那些思想是苏格拉底的,还是学生自己的。
63、我国哲学典籍译介出版与市场评价密不可分,评价体系对中国典籍译介出版形成反馈机制。西方眼中的东方形象主要是对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翻译著作的解读。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占据学界主导,各类西方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实践,并非历史存在的东方的真实再现。东方成为西方下属的他者,东方常常带有专制、落后、非理性等消极特征;西方则总是被赋予民主、理性、道德等积极特征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东方汉学研究所采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往往偏离中国文明实际,得出的结论也偏颇片面。当然,“西方为中心”的观点并非全然对中国的否定,西方汉学视角下的中国研究也分为“颂华派”和“贬华派”。“颂华派”理想化中国,认为中国的诸多方面优于西方,但是,他们的诸多赞美仍然置于西方体系。代表人物伏尔泰赞美中国是为了推动启蒙运动,其对中国的判断、对中国传统和历史的了解立足点始终是西方中心主义。“贬华派”将中国视为古老、落后、一成不变的国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国研究纳入他所谓的世界体系。他对中国的兴趣不在中国本身,而是为了创建一个全球的政治和思想体系。(3)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学者的认知世界里,中国形象来自西方传教士的哲学典籍译介,是二次解构的形象。首先,传教士的改译让原本的中国形象被解构,这是第一次解构,因为传教士试图建立与基督教相联系的“异化”的中国形象。其次,西方学者在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解读中,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进行了第二次解构。伏尔泰对中国的溢美之词很大程度是为了推动思想启蒙,进行传统教会制度改革,这恰恰违背了传教士翻译典籍的初衷。孟德斯鸠更是不顾事实,试图建立一个宏大的世界知识体系,构建一种理论框架控制中华文明令人困惑的复杂性,并以设想的理论解释东西文明的差异。(4)
64、伏尔泰主张不能以西方自己的历史来度量、纠正东方民族的历史。他说:“中国的读书人,除了崇拜信仰,他们尊崇正义公道。他们无法了解上帝授予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一系列律法,以及长期以来西欧和北欧民族闻所未闻的弥赛亚的完善的法典。”(7)但中国人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在西方人还处在野蛮的偶像崇拜之中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早已培养良俗美德,制订法律,成为礼仪之邦。
65、在伏尔泰对中国的“发现”中,他最为注重的是儒家礼治秩序,是中国人的道德和法律。伏尔泰和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道德世界。伏尔泰曾认真研读过各种儒家经典和孔子思想论著的译本,对孔子称赞备至。他说:“我钻研过他的著作;我还作了摘要;我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他还在一封信中称“孔子为天地之灵气所钟,他分别真理与迷信,再站在真理一边;他不媚帝王,不好淫色,实为天下惟一的师表。”他对孔子极为推崇和赞颂,指出:“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既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后辈还把这种尊敬同他们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对孔夫子应有的尊敬,合为一体。这位孔夫子,我们称为Confucius,是一位在基督教创立之前约六百年教导后辈谨守美德的先贤古哲。”
66、 ────〖李约瑟〗英国现代著名科技史家
67、 ────中国、宋太庆著《中国时代》第78页
68、所以也不难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朝代喜欢儒家的原因了。儒家的主张以理人的思想,不主张用所谓的武力来解决的事情。在国家都是比较喜欢打仗的时候。
69、他被耶稣会士笔下的孔子形象所深深吸引,与金尼阁神父、杜哈德神父等人一样,对孔子极尽赞美之词,认为“他只是作为贤者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
70、 ────〖莫里斯·罗宾〗法国学者
71、对中国哲学典籍译介出版历史进行梳理,我们更加清晰认识到中国哲学不能跟着西方走,不能套用西方哲学框架。哲学译介传播必须根植于中国,考虑到中国哲学的民族性,还原中国哲学自身的原貌与特点。所以,中国哲学走出去要基于中华文化,做到文化自信与主体自信相结合。
72、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等。 代表作《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老实人》等。1778年5月30日逝世,享年83岁。
73、 ────〖莫里斯·罗宾〗法国学者
74、 ────〖程超泽〗中国、香港
75、法国人曾说过,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的确,在波澜壮阔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站在这一精神运动的前列,导引着运动的前进方向,被称之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76、 ────中国、宋太庆著《中国时代》第286页
77、这个毕竟是属于我们的文化知识。如果别的国家都把你的文化学得非常好的话,就是非常尴尬了。其实儒家的人要求比较君子的,不喜欢背后捅刀子等一切行为。
78、 50年代,一位来华访问的法国学者在回国后说道:“这个国家正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向前迈进,在这方面,这个国家作出的成就,超过了任何其他地方所作的一切。